立法机关可以给出一些指导性原则，但如何处理特定事项上自由与安全等不同价值，立法机关却无能为力。

[26]我们知道自从全世界的大学中有各种学院的系科以来，就存在各种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学位以及这些学科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者联合会。它也不是仅仅看重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规范即所谓活法，故而也不完全等同于所谓之社会解释。

苏永钦教授曾经指出：作为一种释义学，它的新在于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尤其是，宪法学者欲以实存法律秩序为基础，而以宪法的视角对部门法规范作系统整理，则法律、法规等其他法规范之考察尤其不可缺少。裁判愈多，对于有拘束力的宪法依据合乎科学的论理之思想内容的需求就愈大。[13]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序言。于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争辩、在实在法体系内部实现正义价值的规范法学理想，正可以由此而达成。

以此言之，学者任何有关援引中国宪法文本而对基本权利条款或国家权力条款的解释学作业，在现行权力体制下似乎均难以实现其现实的稳定、进步、减轻负担等功能，最终难以逃脱渐趋无声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宪政体制下，释宪文本之匮乏乃是中国宪法释义学之研究无法回避的理论前设。尽管不太容易清除这种态度，但也并不必然会引出一种负面的解读。

(71) 参见案例T-135/96 UEAPME v. Council[1998]ECR Ⅱ-2335。认识到这个问题后，迈克尔·塔格特通过将公开、公平、参与、公正、责任性、诚信与理性罗列为主要从行政法提炼出来的公法价值加以回避。(136) 然而如本文竭力表明的那样，这正是热情支持发展以普世原则为基础并且走向统一性的全球行政法的立宪主义者所采取的进路。欧洲的多数国家都拥有行政程序法，而欧盟的行政程序来自欧盟委员会调整竞争程序的条例，不过除此之外，欧洲法院还阐述了一般性的原则。

(29) 伴随着私有化、自由化以及随后规制化的自由主义经济议程，20世纪70年代晚期新右派政治学的突然出现给公法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后果，导致了责任性的式微，因为私法取代公法成为控制机制。(101) 或许趋同限于国际人权法，人们可能将其称作人道法律。

即行政法就是一套关键性的程序(21)。在此次会议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签署了一项宣言，坚定地将法治原则作为社会民主政治议程的核心。必须谨记的是，斯图尔特重构行政法的主张，重构的目的在于向更广的参与者开放决定，并且让其更多地渗入到决策过程，这一主张是根据美国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背景提出的。(54)虽然这种愿望清单与前面描述的薄的或经济法治理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也认可同样的善治议程。

因此，在非官方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提出的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议中，由市民社会代表构成的议会制机构连同适用于国际市民社会的申诉委员会（Petitions Council）就很重要。⑧ 尽管如此，区分原则与价值仍是有益的，所谓原则指构建法律体系必须的基石，而价值则主要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形成的。卡塞斯坚决认为，行政法属于规训公共行政并调整其与私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部门(15)，这无疑引起了夏皮罗的共鸣，并且以夏皮罗非常熟悉的方式，指出：行政法是与控制政府权力有关的法律。在控权哲学的支配下，行政法在追求有限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核心价值就是恪守法治。

我们认为这些理念包括公开、公平、参与、责任性、一致性、理性、司法与非司法救济程序的可得性、合法性与公正。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关系起到了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正当化善治价值的作用。

然而，这种包罗万象的善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绝不是说人类无须再努力以尽可能地实现善治。不过塔格特模糊宪法与行政法界限的做法仍是有意义的。

欧盟委员会接着为非政府组织（现在被称作市民社会组织）规定了新的谘商程序(68)，不过显然担心其正在采取的步骤。(92) 关于这两个法院互相分歧的判例法可参见Sherlock at(1993)18 EL Rev 465。在这一框架中，行政法的功能被认为是提供结构与程序，一方面据以实施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进行控制。例如，欧洲法院作为负责选定、创制和颁布重要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制宪者角色是无可争辩的。伴随着贸易战争与帝国主义，19世纪末期爆发了第二波欧洲化，法国的制度与原则开始流行：法国法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很有影响，而现代泰国则全面照搬法国的行政法院。就像阿曼所说的，全球化时代法律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帮助创立民主所必需的制度化结构，不仅是在政府机构内部而且还要在超越政府机构由私人部门支配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第八部分结尾提出了致命的执行问题，而第九部分讨论的是追求全球化的原则①，通过未公布的贸易条约和跨国争端解决机构加以实施，会带来民主的问题。上诉机构承认了根据平等原则对待利害关系人的义务，还有诚信的原则，有趣的是将二者都作为法律与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

随着人权法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人权律师积极推动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普世性价值，这些程序性权利也正在成为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在现代民族国家，权力是分配的而且是有限的。

欧盟条约不仅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尊重那些基本自由。由此得出了作为所有行政法制度核心的合法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在其权限内运作（用普通法上的术语来说就是越权无效原则。

(38) 皮特曼恩认为：国家与国际层面上对自由、非歧视与法治的宪法保障非常重要，是民主和平的前提条件，主张这种三元的经济价值具有全球宪政（global constitutionalism）的地位。(53)善治的内容开始包含更多的内容，这包括：高效的公共服务、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执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公共资金的负责任的管理。(104) 在全球领域中，经济的全球化、自由化与私有化也是密切相连以至于无法区分，前述进程也找到了确切的对应物。(119) 正如威勒提醒我们的那样，认为增加西式官僚机构或正当程序必定有益于国民，这存在某种顽固的盲目性。

但另一方面，他告诫警惕那些试图在重大时刻把决定从政治领域排除的方法和机制。因此，许多国际人权文本都包含正当程序权利，其属于从古典行政法律制度中发展而成并受其保障的那种类型。

(75)更广泛地承认参与是一项行政法的原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的一个关键方面，但阿曼认为这在全球化中遭到了严重威胁。(91) 再者，就欧盟委员会在竞争案件中的做法而言，欧洲法院本身与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就存在冲突。

不过，这些程序差别很大，而且此时的欧盟俱乐部包含的法律秩序还比较有限。(32) 这是围绕全球行政法作用的三种不同看法展开的：第一，如前所述，古典的责任制模式或者说是授权模式，目的在于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使得行政体制的下属或外围部门依附于正当性的中心（不管是行政性质的还是议会性质的）。

肯伯利、柯瑞克与斯图尔特在专门考虑全球行政法时，汇集了更完整的行政法原则清单。进入专题： 行政法 。当然，为什么借自西方制度的行政法律规范不能成功地扩散到全世界，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23)但是正如澳大利亚主流行政法教科书的作者所述，行政法原则的界定是一个鲜有论述者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因为这最终取决于人们想要从行政法中获得什么。

(23) Shapiro,AP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72 Virginia L Rev, 1986, p. 447; Shapiro,The Giving Reasons Requirement, U Chicago Legal Forum, 1992, p. 179.(24) M. Aronson, B. Dyer, and M. Groves,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3rd edn., 2004, p. 1.(25) Bignami,Three Generations of Participation Rights in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68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05, p. 61,(26) Larsson,How Open Can a Government Be? The Swedish Experience, in V. Deckmyn and I. Thomson (eds.),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ission, 1998. C. Harlow,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 as Administr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2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1999, p. 285.(27) P. Birkinshaw,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3rd edn., 2001.(28) Taggart,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taw Determined, in M. Taggart(eds.),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p. 4.(29) 同上。(94) 从这一点出发，不管其对结果的影响如何，正当程序权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的。

同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价值，尽管存在重要的保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是如此，不过在行动的范围与价值的散播方面到目前为止逊于欧盟的情形，在欧盟，稳固建立并且灌输着这些原则的法院将其直接施加于各成员国。通常行政机关还要遵循正当程序原则。

(93) Gunichard(et al.), Droit processuel, Droit commun et droit compare du procès,pp. 59～87.(94) L.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 Y.: Foundation Press, 1988, p. 666.可参见Mashaw,Dignitary Process: A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Liberal Democratic Citizenship, 39 U Florida L Rev, 1987, p. 433。在欧洲，到20世纪90年代，正当程序权利的触角已经深入到行政司法领域，以致成为一种发展中的人权。